网络中国节·清明丨威信县开展清明祭扫悼念活动

包咸的解释比较简单，是说为政者只要能够执中，就能够影响普天之下，天命也就能长久。

以上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因为有孔子儒家思想，维持长治久安，国家统一，防止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黑暗，中华文明能够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功劳吗？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为了批判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启蒙运动，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帝王固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种绝对权力、绝对专制。儒家之所以选择君主政体很大程度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采取了君主政体，……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使孔子和其他的儒学者不知在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政体，他们也想像不出还会有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学者在其政治思想中只能把君主政体设计得尽可能完美，不可能超越君主政体，设计出另外一种政体。其次，太学除具有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的功能外，更重要的功能则是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三联书店2001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恐怖离不开暴力，儒家尚德不尚力，儒家在理论上是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在实践上则常常是专制主义的迫害对象。这表明儒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反愚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儒学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论语·宪问》）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也随之涌入，这时的西方文化已经失去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温文尔雅，而是带上了既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使中国士大夫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文化的落后，自己的软弱无力。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主办《孔子文化》2013年第1期。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

即使在道德领域内，儒学的真正试金石也只能是在实践中所造成的人格，即古人所说的‘气象或‘风范。所以先儒一直强调道在伦常日用，强调既高明又道中庸，强调即用显体。

但是，与这一核心观念密切联系的就是儒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二者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统一，而实现目标、达致理想的根本环节是修身，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认为，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冲击下传统中国社会趋于解体的历史环境下，儒学也没有能够完成其文化形态的转变。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局面，都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

一、明清以来儒学的衰颓与遭遇 明清以来儒学的衰颓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一是明清经世实学思潮。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如果儒学仅仅发展出一套崭新而有说服力的道德推理，足以与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学抗衡，然而这套推广并不能造就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典范，那么这套东西究竟还算不算儒学，恐怕总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全面冲击增加了内部固有的矛盾的激化，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其中尤其引起士大夫震惊和反思的是这种危机预示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危机。

我们都知道，一切古老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但在知识阶层的手中不断获得新的诠释，而且也传布到民间社会，在那里得到保存和发展。（《论语·雍也》）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

所谓‘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发明孔孟之道的本然，而且要恢复儒学之为生活的品格。小人不知其身之大而无外也，则私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所废而弗讲，圣学亡，人道熄矣。

今天的儒学似乎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哲学系中都有儒学。我们常常听人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要有一批现代儒家，有一批人真正能够在深入掌握儒学的精髓的同时，又能活学活用，把儒家精神应用于解决自己当下的人生问题，从而用自己活生生的人格向世人昭示，儒学传统仍然可以成为每一个当代人读书、为学和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价值源泉。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本质是王朝覆灭的重要祸根，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在空言。一方面，过去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带来的问题。

儒学的近代转型，简言之:在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下，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联系、融通起来，从而建构一种中西结合形态的近代儒学的文化转型过程,其实现形态之一，即是现代新儒学。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

1982年8月，在台北召开的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座谈会上胡佛发言说：新儒家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学术思想的高层次上面。对于儒学的遭遇，学界多有涉及。

其次，他们大都是学者和教授，主要工作是在学院和研究机构进行的，主要影响也局限在知识阶层，没有能够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主内派以孔子弟子曾子为开山，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其思想倾向重仁、内省，明心见性，由孝治推衍为德治、教化，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

唐先生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之《自序》中所写：此种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化之风势……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心，已失去了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两张皮：一方面是很具体很科学的文献学或语言学的考据，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性地反复重申的道德训诫。我们今天观察儒学在这个国地区的实际状况，不能不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儒学‘托之空言已远远超过‘见之行事。认为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

经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批判，儒学被迫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由内圣达于外王，外王以内圣为依据。

现代学者已经习惯了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进行学术研究就教育工作，所谓体制内的工作，这必然存在很多的局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只停留在书本上、讲坛上，与社会实际越来越离的远。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

因此，儒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实质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躯壳，已随中国的封建时代一起走入历史。所以，儒学的现代转型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

以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20世纪上半叶自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反传统逐出中心平台的儒学有一个悲悯的感受与描述：花果飘零。晚清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民族国家方面一直是在夏夷之辨的思路下一种以文化为标准的观念，没有真正意义近代西方的政治化、法律化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余英时说：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

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或墙角之旁，站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三大悲剧。

在区分的同时又注重二者的联系，形成了中国儒学的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关系之说的。后来儒家学者多有发挥。

三、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及其局限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社会转型三位一体的历史背景，孕生出20世纪中国一个特殊的思想学术流派一一现代新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先秦儒学内圣外王的历史来源是孔子对尧舜以来圣王思想与行事的总结，并提出了自己以仁和礼为两个支柱的思想体系，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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